(我、馬老闆、達寧，在九咪茶餐廳訪談。)
在八0年代創辦「曙光書店」，而成為當時香港文化界、知識份子以及大學教授「打書釘」（類似「泡書店」的香港用語）、尋求知識與認識外國思潮的重要場所的書店主人馬國明，雖然在2003年中風之後於隔年將書店併入「青文書店」，不再管理書店業務，但以研究班雅明、左翼思想為香港知識份子所知認識的他，在當代素為香港文化批評的閱讀指標。
離開書業的經營戰場之後，馬國明除了調養身體之外，也持續他在香港在地文化評論方面的關注與創作，定期在報刊上發表他的文化觀察，以其驚人的洞悉能力以及對文化圈的遠見，他的所言所指總在文化圈裡投下或大或小的震撼彈。
而目前，他也在香港嶺南文化大學教授文化研究的課程。
為了拜訪這個赫赫有名的香港知名文化評論家，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很怕他本人就跟文字一樣犀利，對我提出的問題嗤之以鼻。雖然先有小思老師幫忙打過招呼，而為了翻譯，我又特別商請了「序言書舍」的老闆李達寧陪我一同前往，但心裡面還是極擔心。
一路上我一直問達寧，馬老闆（馬國明）人怎麼樣？會不會很凶？達寧一直安撫我，叫我別擔心，就這樣我倆在公車上一路聊著就到了約定見面的茶餐廳。
拄著柺杖的馬老闆十分精瘦，面目慈藹，穿著舒適的短褲身上還側背著一個「hello kitty」的小袋子。我一看到他就被「hello kitty」打敗了，忍不住微笑。
正如達寧所說的，他是個和藹的老人家，一個學富五車的「民間學者」，卻一點也沒有架子也不會咄咄逼人。
坐定之後，我們開始進入主題。因為馬老闆無法用普通話溝通，所以我把問題列成一張單子，讓馬老闆大約瞭解我想要問的方向，以幫助訪談的進行。
馬老闆大致瀏覽了一下我的「一大堆」問題，然後從他經營「曙光」開始談起。
對於曙光在當時的成功，馬老闆說，這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一開始只是因為要在學校裡辦書展，為了書籍的來源，他用最土法煉鋼的方法，從圖書館的書裡面抄下每一本書後面的出版社聯絡方式，很認命地用最原始的方法：寫信，一家一家地找贊助廠商提供書籍。
當時的他只是大學裡面的一個學生，無名小卒。他聯繫的那些大出版社根本就不想跟他談，寄出去的信全部石沈大海。正當他擔心沒有書的來源時，竟然收到幾家小書版社的回音，這些小型出版社很多是獨立經營的，書籍內容方面大部分是比較激進的、另類的思想書籍，但沒有考慮太多，當時的他只想解決書荒的問題，想不到出版社提出來的書單讓他意外地接觸了這些「合胃口」的思想書籍，當時（約七0年代末）的大學非常保守，這些西方較前衛的思想書籍在香港很難找到，果然書展一出，就受到大學生的好評。經過一次成功之後，馬老闆又接著主辦了4年的書展，每一年都賺進一些書籍的薄利，除了小小的收入之外，更多的就是他賺到的書。因為做出了成績，一些早期不理不睬的大型出版社也開始找上馬老闆，書的來源就更寬廣了。為了讓進書過程更順利，他們幾個人去註冊了一個圖書公司為單位，做為與出版社進書的對口單位，當時就決定將圖書公司的名字命為「曙光」。
就是經過這個過程，每年書展後未賣出的書籍量有了一定的累積，此時一位在書業裡工作的朋友提議馬老闆，不如自己開一間書店吧，馬老闆尋思了一番，覺得自己不論在人脈、貨源、庫存量以及財力各方面都還能負擔得起，下定決心之後，曙光書店就這樣在1984年的香港，乘勢而起了。
在書業開張到1994年的頭十年之間，書店的營業額年年上升，最高紀錄曾到達150萬的年營業額，淨賺也有三十萬（港幣）左右；但在1994年之後，書店的業務開始走下坡，至於書業衰退確切的原因，馬國明到現在也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難道是後來的大家，都不讀書了嗎?」我隨口一說，惹得達寧和馬國明都笑了。
當時的馬國明，沒有想過曙光書店在後來的香港文化圈裡發展出無可取代的特殊地位，而一直到現在，馬國明看待自己在香港的位置，還是很邊緣的。
「從1984年以後，您除了經營書店之外，也不停在報刊發表評論，您所引介的理論、發表的文化評論，甚至是談論的議題都影響了整個香港的文化界；而在2006年曙光結業之後，您似乎更能夠專注於文化研究的學術領域當中。想請問馬老闆，作為香港當代重要的知識份子，您是如何看待這樣的角色呢?」
我帶著點小小的崇拜，想知道在香港文化界備受注目的文化評論家，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只見馬國明微微偏著頭說：「不成氣候」。
我睜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對於自己和曙光，在香港社會裡，馬國明一直覺得是很少數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名氣。他舉例說了，在大約九七年左右，當時香港的民眾批評中央圖書館裡面的圖書種類太少，而他也曾是對中央圖書館大力抨擊的聲音之一；當時香港一家重要的英文報＜南華早報＞的記者特別致電來訪問他的看法，但是當隔天訪問登出來之後，記者寫出了他的意見，卻竟然完全沒有在報導中提到他的名字。
原來，記者想用「文化人」的身分給馬國明，而不願意提他是書店的老闆，這種社會身分的「政治性」，讓馬國明感到非常反感之外，也格外感受到書業與自己的邊緣性。
不聽他說故事，真的無法想像現在正「紅火」的馬國明，也曾經被「大小眼」地對待過，而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沒有什麼重要性的他，其實一直默默地在做香港社會的「魏徵」，對於香港從以前到現在的文化現象、政府的文化政策、甚至是近幾年香港民眾開始興起的「本土意識」，都像是一個站在高處卻又置身其中的智者，總可以來去自如地寫出一針見血的評論。
而在訪談的過程中，一遇到我不清楚的理論名詞或是論述概念，馬老闆總會不厭其煩地從頭開始仔細地解釋名詞的來龍去脈，例如我提到書店空間是否能夠有效地發揮”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功能呢?馬老闆略為沉吟之後，就會從哈伯瑪斯開始說起，往往一個概念解釋下來都讓我像上了一堂理論課一樣，讓我得到了許多意外的收穫。
訪問的後半段，馬老闆的精神顯得有些疲倦了。
據說在他生病了之後，身體狀況就差了許多，我也擔心他面對這種「雙語」的訪問過度勞累，即使後面還有一籮筐的問題想要請教，但也只好速速結束。
我和達寧目送馬老闆離去的身影，拄著柺杖的他行動有些不便，精瘦的身影正緩緩地走回家。那是一段上坡的路，他的背影顯得有些吃力，側背著的那個「hello kitty」袋子一晃一晃地笑著，這景象奇異地讓我說不出話來。
莫名地有了一種心疼的感覺。
那是一個獨行的時代知識份子，特有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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