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蕩，在書店。

遇到香港在地的作家董啟章，是在「序言書舍」舉辦的一場演講上面。

那是《行路難》的作者李維怡，要在書店講台灣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和黃春明與陳映真；董啟章則是場子的主持人。

整場用廣東話進行的演講讓我聽得有些吃力，幸而身旁坐了一個好心的香港朋友Roger，他是書店的股東之一，見我頻頻皺眉就一邊用紙筆幫我做關鍵字的翻譯。

    對我而言，來參加這個演講是非常興奮的。就讀台灣文學的我，很想知道香港人怎麼談台灣的鄉土文學，怎麼談黃春明與陳映真。本身具有工運知識份子背景的講者李維怡向香港的讀者介紹了黃春明的幾本代表作品如《鑼》、《兒子的大玩偶》，而對於香港讀者比較熟的陳映真則介紹了《夜行貨車》、《將軍族》等作品，同時也敘述了台灣文學發展的背景。

演講過後的交流時間，我鼓起勇氣以台灣讀者及台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公開回應了演講內容中我覺得可以再討論的部分，同時也補充了陳映真這個作家的背景並且跟香港讀者們分享他在《人間》雜誌這份重要刊物上的努力和成績。在場的講者與讀者都有點訝異地聽到原來有「台灣朋友」在這裡，在會後我們也持續地進行交流。

而董啟章特別和我談起了台灣文學創作中的語言問題，他提到台灣在日治時期時有一些老作家運用日文創作，所以到後來在文學的創作作品中都還會看到一些日文的用法，而有一些台灣作家則是把福佬話直接音譯放在作品裡面，這種文學中夾雜的語言方式讓他覺得很有趣，也間接地在思考香港的文學創作中，同樣有時會出現廣東話發音的文字，這樣的方式對文學作品本身在閱讀上究竟是一種幫助還是阻礙呢？

    我就自己研讀台灣文學的背景，以幾位台灣跨語作家為例，簡單分析了一些看法，同時我也強調，文學應該展現其在地性，而語言的運用可以成為一種表達的方式或概念的偷渡，其實是很生活的。   

     除此之外，我們也聊了我此趟行程的目的，董啟章問起台灣獨立書店的情況，我一五一十地說了，同時分享了一些在美國獨立書店的觀察。作為一個創作者，董啟章當然是瞭解在地的出版市場的。在香港算是赫赫有名的他，在台灣也算小有名氣，但他卻說香港書要引進台灣是不容易的，而他的作品也是因為有台灣的出版社注意到了才在台灣直接出版的，而在大陸的市場，尚未打開。 

    我們也接著聊起了文化機構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董啟章表示他很羨慕我們有一個「台灣文學博物館」。其實香港人到台灣來並不困難，曾經董啟章就和作家朋友以及幾個文學界的知識份子一同結伴到台灣的「台灣文學博物館」去考察一番，因為他說，他們也想要在香港建立一座「香港文學館」。   

    我和董啟章就這樣坐著聊了約莫半個多小時，雖然沒有正襟危坐，但談論的問題都不算輕鬆。對我而言，可以在這種不預期的情況下，遇到這位我早在台灣就拜讀過他的作品、一直維持著高素質文字、具有高度的文化關懷與本土意識、努力不輟的本地創作者，真的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同時，也從他和善、謙遜的態度與言談之中，見識到一個香港創作者的典型，他不閉門造車，而是開闊且親切。